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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10個月,企業ABS(資產證券化)產品完成發行6750億元,全年預計或可實現8000億元的規模。截至2018年10月末《中國經營報(博客,微博)》記者獲取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ABS累計發行1633只,發行量累計超2.36萬億元,存量規模已逾1.2萬億元。而在累計發行的1633只產品中,出現了8只違約類專項計劃,違約率已經超過累計發行的1‰,另有高風險類專項計劃5只。
有監管人士表示,ABS違約率顯著低于信用類債券,已兌付金額接近發行總額的50%,兌付金額在剩余期限分布相對平均,不存在集中兌付高峰,總體風險可控。
企業ABS暴漲
目前,我國ABS產品由不同監管機構分別監管。按照監管機構的不同可劃分為,原銀監會監管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信貸ABS)、證監會監管的企業資產支持證券(企業ABS),央行旗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監管的資產支持票據(ABN),以及原保監會監管的項目資產支持計劃(保監會ABS)四種產品。其中,信貸ABS與企業ABS基本各占半壁江山。交易所市場通過公司債券、企業ABS等金融工具,目前已成為民營企業融資的主戰場。
相比于傳統信用類債券以及信貸ABS,企業ABS的發行主體更加偏向于民營企業。
根據近年發行統計,企業ABS原始權益人中,民營企業(包含中小微企業)占規模超過60%,而對比公司債國有性質發行人占比(70%)、中期票據(90%)、信貸證券化(接近100%)而言,企業ABS成為非國有性質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ABS甚至成為最后輸血的生命線,有效救助、維持了優質民企的生存。
形成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市場資金面緊缺情況下,投資者更為傾向于依賴資產信用,導致ABS相比于信用債類更容易獲得投資者認可,具有較好的安全邊界。
“今年前10個月發行量接近7000億元,到年底應該可以實現8000億元的規模,相較于其他金融產品,量是比較大的。”一家資產管理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2017年企業ABS發行超9000億元,這里面一方面體現了資產證券化有較強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確實也反映出傳統商業銀行等間接融資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不足。
該人士表示,企業ABS的市場空間還是非常廣闊的,結合宏觀背景和市場情況來看,一些民企和地產類企業發行壓力較大,沒有找到資金方成功實現發行,可能是影響市場的一個因素。
自2004年證監會發布《關于證券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至今已有14年。特別是2014年審批制度由審批制變為備案制以后,企業ABS迎來爆發式增長。
“2015~2017年,發行量從2000億元到9600億元,再到今年前10個月的近7000億元,反映出社會及廣大投資人對于ABS產品的巨大需求。實踐證明,企業ABS對于滿足企業融資、改善財務結構等方面,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證監會債券部有關人士表示。
清華大學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杰群認為,在當前,推動企業ABS發展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更具有實際意義。“我國ABS業務自2005年試點以來,發展迅速。誠然,行業發展中還存有瑕疵,但有數據可以證明,ABS為參與企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直接融資渠道;在執行中央部署的去杠桿、盤活存量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具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郭杰群指出。
也有專業人士表示,備案制下企業ABS迎來高速發展期,呈現出發行規模屢創新高、產品類型多元化、基礎資產多元化和聚焦大類資產、交易結構越發創新等特點。實體企業業態多樣化、資產類型多元化、業務領域的差異性是當前ABS的基礎資產分類趨多的主要原因。也反映出當前經濟發展環境下,傳統銀行信貸不能完全覆蓋現有商業運行活動。
“ABS這個新型的金融工具為市場融資方帶來了巨大的利好,產生了潛在的激勵效應,鼓勵融資人去進行資產組合和資產價值最大化,去吸引新的投資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曙光認為,ABS作為金融工具是激勵市場的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創新。
采訪過程中,市場人士普遍反映,信貸ABS與企業ABS差異較大,完全基于不同的運營邏輯,風險特征也有本質不同。因此,在未來的立法規范中,在同一規則體系內規范存在一定難度。因此,從國家層面的規則,更應該將其納入《證券法》統籌規制,并明確相關法律關系及行政處罰手段作為重中之重,相關具體的細節,應該授權證券、銀行相關主管部門進行分別規范。
違約風險可控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0月末,企業ABS違約類專項計劃8只,到期未償證券總金額41.91億元,占全部項目本金的0.19%,占全部未到期本金余額的0.35%;高風險類專項計劃5只,涉及證券總金額33.76億元,占全部未到期本金余額的0.28%。
上交所有關人士介紹,ABS作為信用類產品,不可避免會出現違約的情況。隨著ABS存量規模的增加,ABS違約案例也存在增加的可能。根據目前實際違約的數據來看,企業ABS違約率尚在可控范圍內并且低于信用債違約率。
上交所上述人士表示,因為ABS產品的結構分層性質,與公司債不同,ABS的償付期會相對平滑,ABS產品自身的信用增級措施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釋兌付風險。面對違約處置時,相對于信用債,因為ABS基礎資產權屬法律界定更清晰,ABS投資者的權利保障措施更完善。
“從這個數據來看,企業ABS違約的絕對量和相對量均屬于較低水平,不僅低于信用債,也低于國際水平。”前述資產管理公司人士表示,“相較其他金融產品,企業ABS在違約事件發生之后,還是有對應基礎資產可以追償,投資者的安全墊相對更堅實,相比信用債的違約回收率會更高。”
2016年5月末,大城西黃河大橋通行費收入收益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違約,成為中國ABS的首單違約。
2018年,共有3只資產支持計劃形成實質違約,未償還本金余額為21.2億元。
其中,濰坊北大科技園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商業物業租金合同債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未償付金額4.3億元;華泰美吉特燈都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未償付金額11.9億元;慶匯租賃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未償付金額5億元。
對此,郭杰群認為,資產證券化在我國作為一個復雜的新生事物還在不斷地嘗試過程中,企業資產證券化對于我國實體經濟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于發展直接融資,增強經濟發展動能具有重要意義,更應該從全局出發,對于問題要以積極的態度來理解產生的緣由,呵護資產證券化事業長期、健康的發展,并讓其在實體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記者注意到,在2018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平安凱迪電力(000939,股吧)上網收費權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被列入高風險類專項計劃,并未形成實質違約。經持有人會議決議,資產仍在繼續運營。